转化犯若干问题探析——以转化型抢劫罪为视角

转化犯为我国刑法所独创的犯罪类型,具有立法实践在先、理论研究在后的特点。转化犯与准犯、结合犯、牵连犯的内涵均不相同,不应将其与此三个概念混同起来。转化犯的成立条件包括前提条件和必要条件这两个方面,应当以转化后之罪的既未遂标准来判断转化犯的既未遂问题。     

观念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对《观念与外交政策》一书的解读

如何看待观念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一直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理想主义和建构主义强调观念建构是第一性的,现实主义强调物质实力至上,美国学者戈尔茨坦和基欧汉在主编的<观念与外交政策>一书中则强调物质因素和观念因素同是影响外交决策的重要变量.他们还将观念分解为世界观、原则性信念和因果信念3种形式,它们通过提供行动指南,增进共识和建构制度等方式对外交决策产生影响.这些争论提示我们,我国的外交战略既要立足于物质实力的增强,又不能忽视观念的作用;既要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的观念建构,又要避免意识形态对抗.     

二层次四要件犯罪构成论——兼议正当化行为的体系地位

以解决正当化行为在犯罪论体系中地位不定,及其与犯罪构成关系不明为突破口;以反映定罪过程、权力与权利的平衡以及对抗制的诉讼程序特点为价值立场;兼顾中国已有的理论与实务情况,主张在我国犯罪构成论的应有结构为两层次四要件犯罪构成结构.此即:第一层次,三个要件,依次为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体要件和犯罪主观要件;第二层次为犯罪客体一个要件,其中,正当化行为等作为排除犯罪客体的事由在此纳入犯罪构成要件之中.无此事由,犯罪即告成立.     

实证主义经济宪法学的基本结构——一个基于文献综述的研究

实证主义经济宪法学的研究包括了对制宪程序及其影响因素的经济研究和对宪法规则产生的经济影响的研究两个部分。前者包括:第一,静态经济研究,主要是对影响制宪程序的因素的研究,在制宪的经济背景,个体的利益衡量、偏好、价值观、意识形态,社会的风俗、习惯、社会规范和诸如利益集团、社会组织、供以参考的其他国家的宪政制度等。第二,动态经济研究,主要包括对显性宪法变迁的经济研究和对隐性宪法变迁的经济研究。后者包括研究宪法权利的经济影响和研究统治结构的经济影响。     

中国传统和谐思想概要

中国传统和谐思想极为丰富,主要包括民本执政理念、富民经济战略、公平分配定律、社会救助体系、民主决策模式、中庸治国方法、和平邦交策略等。这些思想都是中国古代社会治理实践的理论精华,对于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仍具有积极意义。     

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及其矫正——经济宪法学思路初探

经济宪法学立足于保障个人财产权和限制政府权力,从而为矫正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提供了新的、也是更为根本性的思路,这就是必须从宪法上明确对个人财产权和经济自由的保护,并严格限制政府的财政权和货币发行权,使政府的自由裁量权置于民主监督之下。     

实质的刑法解释论之确立与展开

在刑法的解释与适用上,存在着形式的刑法解释论与实质的刑法解释论之争。形式的刑法解释论主张对刑罚法规进行字面的、形式的、逻辑的解释,实质的刑法解释论主张对刑罚法规进行实质的、价值的、合目的的解释。实质的刑法解释论是对形式的刑法解释论的扬弃,它不仅与刑法规范的特点、结构、内容相一致,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合理性,而且满足了我国刑事法治目标与罪刑法定原则兼具形式侧面与实质侧面的要求,适应了我国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体系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特点,具有优越的合理性。我国刑法应确立与贯彻实质的刑法解释论立场。     

环境时代宪法的权利生态化特征

文章首先指出无论是近代宪法的法理基础———个人主义 ,还是现代宪法的法理基础———团体主义 ,都难以对付当前日益严重生态危机的挑战 ,主张可在团体主义的基础上将生态主义作为环境时代宪法的法理基础 ;而后 ,文章通过对传统宪法价值取向在环境时代所表现出种种局限的反思 ,提出环境时代宪法的价值取向———当代人与后代人 ,人与自然 ;最后 ,文章认为随着环境时代宪法法理基础———生态主义的建立和宪法价值取向———当代人与后代人 ,人与自然的确立 ,宪法将在权利社会化的基础上向权利生态化扩展 ,并围绕“人类和生态共同利益”之保护而精心构建 ,从而极具权利生态化的特征。     

关于领导哲学研究的一些思考

领导哲学是近一段时间哲学界新型的话题,也特别引人注目,可以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就领导哲学进行了界定,并提出了它的研究对象、理论体系和地位作用,以期给领导者的领导艺术提供思考。     

论宪法规定公民权利宜用禁止性规则

虽然各国宪法对公民权利实际上有两种规定方式,一是采用禁止性规则,二是采用授权性规则,但从理论上分析,宜采用禁止性规则.从宪法学上来讲,禁止性规则符合宪法乃授权于国之法、权利先于宪法、宪法控制权力的观念;从立法学上来说,禁止性规则更能表达防范国家权力可能侵犯公民权利的目的;从解释学上来看,禁止性规则能够消除"宪赋人权"的误解.